【摘要】我国科研经费管理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对人力资本补偿机制建立的分歧。本文基于凡勃仑、韦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阐述了科研人员行动的一般逻辑，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属于“有闲阶级”彰显财富与教养的活动的观点。通过效用函数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人文社科类课题是否应列支人员费进行分析，得出越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因为社会地位学术水平和课题研究获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的结论。最后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科研人员薪酬水平的文献总结，指出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学术精神”等同样不可或缺，共同培育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提高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是更好的人力资本补偿方式。

　　【关键字】人文社科；人力成本；制度经济学；效用函数；分析

　　一、人文社科类课题研究的特点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是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如认识组织和治理社会的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演化、人类行为及社会行为。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教育、社会流动、就业、经济增长、生活质量、民族政策、国家及社会治理、公民行为、文化多样性等。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方法，人文学科包括探讨人类及人类文化的学科，核心包括文、史、哲、语言等学科。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行为科学在欧美文献中与社会科学同义）包括经济学各学科、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和地区文化研究。本文并不刻意划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在18世纪之后才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与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开始了各自独立的发展，产生了“两种文化”之说，一类是以复杂性研究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另一种是以“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则是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一个超学科或者新的门类知识。国际知名的学术机构“国际学术联盟”20世纪90年代中期组织了一系列为继承和弘扬人类文化传统的研究项目，主要包括六个领域：欧洲语言与文学、希腊—罗马世界、东方学、文明史、思想史、艺术史。这些项目汇聚了一批学养深厚、年逾古稀的学者，他们义无反顾的完成了很多“叫好不叫座”的研究，为保存和弘扬人类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也正是人文研究的特点：叫好不叫座。人文科学项目本身不能像科学技术那样直接创造价值。与政府、企业、社会对待自然科学的一贯鼎力支持态度相比，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支持力度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着眼于解决社会发现中的现实问题是其产生发展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对解决现实问题起直接作用，因此政府、企业、社会对人文科学的研究项目支出力度远远不如自然科学，尤其是在研究的市场化程度上。

　　二、凡勃仑和韦伯对科研人员行动逻辑的认识

　　在人文社科类课题经费中允许列支课题组成员人员费是否能激励研究人员取得杰出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行动逻辑又是怎样的？事实上，人文社科的研究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从经验判断来看，一直都有从事人文社科类课题的高校教师比较“清贫”的观点。对于以人文社科类研究为职业的人而言，应怎样提高其研究水准？池田贞夫在《韦伯论科研工作》一文中，探讨了科研成为一种职业的依据，指出与一般的产品不同，科学并没有确定无疑的价值，科研活动的一切行为都需要依靠人的良知和人格及对研究活动的热情和决心。“科研工作是以其成果有认识价值为前提的。但是，是否有认识价值却无法通过学术手段来加以验证。”科学技术、产业资本、劳动态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要素。

　　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中，根据财产所有权关系或者金钱关系制度及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活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的存在：资本家、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在私有制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并没有阶级的区别，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的划分日益明显，由此产生了有闲阶级（以占有并显示金钱为业务）。

　　虽然科学技术人员与资本家都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但基于财产所有权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习惯差异，科学技术人员并不属于有闲阶级，处于与资本家不同的阶层。凡勃仑所指的科学技术人员，主要是创新产业技术的人员，即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创新，而他所指的学术研究，则是哲学、神学等与文化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与此同时，凡勃仑也是矛盾的，他认为学术研究与有闲阶级之间有密切联系：历史上学术主要由有闲阶级推动，高等教育受有闲阶级的影响最大。“学识，在开头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士代理有闲阶级的副产品；而且至少到最近为止，高级学识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凡勃仑，1964年，第263页）。即认为高级学识是精神文化的一种表现。以财产为荣耀的观念对于有闲阶级而言是幼稚含糊的，因为摒弃劳动是拥有财富的证明，是拥有社会地位的标志。财富具有价值这一观念对于有闲阶级而言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通过没有实际作用的脑力劳动，学习礼仪，讲求修养以显示优越正是有闲阶级的特点。对于有闲阶级以下的阶层，劳动并不是有失身份的，劳动是其固有的公认的生活方式，因劳动表现获得好评会对其产生激励作用。即根据凡勃仑的观点，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有闲阶级的炫耀财富的手段，获得报酬并不是从事学术的动机，因而不能通过提高报酬来激励其研究。

　　当今的时代与凡勃仑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学识不再是有闲阶级的特殊荣耀。然而，从学术研究，尤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来看，其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要能够潜心研究，除了研究人员本身的天赋与热爱，也需要社会创造优渥的研究环境，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研究仍然不能成为谋生的手段。

　　除了物质的驱动，是否还有其他激励科研人员的非物质因素？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家的活动不能简单的归因于“金钱欲”的驱使，还受到资本主义精神中“职业责任”的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家的最高行动准则，但考虑到伦理习俗的因素，可以因伦理习俗而奢侈消费，也可以因伦理习俗而勤俭。那么“学术精神”对于人文社科类课题而言，是比物质激励更有效的激励。

　　三、人文社科类课题是否列支人员费的具体分析

　　（一）效用函数

　　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u（w，l），其中w表示工作带来的收入，l代表闲暇。研究表明，科研人员更重视更追求社会承认，影响其效用的因素除收入和闲暇外，主要因素还包括了论文或专著、乐趣、荣誉。用效用函数来研究科研人员理性动态的科研行为涉及到整个体制的报酬设计机制。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效用函数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和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之上，通过选择动机、选择偏好、认知过程、效用期望调整这样的逻辑来实现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动机、偏好、效用”合而为一。在影响科研人员效用的众多因素中，本文提炼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工资性收入。

　　u＝u（w，s）w: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w＝w（π，δ，θ）π代表科研人员所在组织的情况；δ代表社会同行对其的评价；θ代表研究课题。

　　同行对其的评价越高，课题研究项目越多，科研人员的效用越高；二阶导数大于零即代表效用的边际效用递减，随着科研人员效用的提高，边际效用呈现递减。即越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因为社会地位学术水平和课题研究获得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

　　s：收入s＝s（Ω）＝L×Ω＋F,Ω代表职称，F代表固定性收入，L代表分配系数。

　　（二）理论解释

　　科研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因掌握的信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发生在交易之前的称为逆向选择，发生在交易之后的叫道德风险。科研活动是特殊的脑力劳动，要赋予研究者充分的自主性。科研活动特殊，政府缺乏专业知识和学术权威，“卖方”垄断了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分布。政府作为科研项目的最主要资金投入者，与科研项目承担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政府直接监管科研项目成本极高，效率极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两种方法就是激励和监督。在科研活动中，应当建立起激励和监督机制，而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激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根据凡勃仑、韦伯的观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言，物质激励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国家层面上不仅要对具体科研项目设计的激励机制，更要要营造创新的精神。当今科研活动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意义使得其不仅仅应是有闲阶级的活动，而是作为一种职业，那么伦理、习俗等因素固然重要，而物质激励也不可或缺。这些因素构成了科研人员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智力、知识和技能的总和，是资本的一种形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科学研究活动是强度极高的脑力劳动，其应用、加工、创造知识，耗费的是科研人员的精力和体力。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是往往是对客观规律的探索，可以体现在物质化的结果上，需要进行试验、检测，耗费材料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通常不是物质资料化的结果，而是研究人员刻苦专研、深入思考的成果，其最主要的消耗是精力与体力。

　　当前我国科研经费管理中的热点问题就是对人力资本补偿机制建立的分歧。现实中项目负责人将人力成本补偿“票据化”的行为非常普遍。处于科研项目经费监管第一道防线的高校财务部门因与项目负责人的利益一致性、独立性差等原因往往适当放宽限制，对预算范围内的部分报销提供便利。现行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体制基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工资由财政资金支持，并不允许列支人员经费，这也是国际上惯例的做法。例如在香港，高校的专项经费必须专款专用，用于科研工作的设备购买、研究人员聘请等，若转化为个人收入就是“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构成犯罪。在科研经费或者房屋津贴的使用中都不能让自己有得利这就是香港当局所设立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经费开支范围的一般规定为资料费、调研费、劳务费、会议费、仪器设备费、文具费、通讯费、印刷费等。劳务费的开支范围是没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如研究生和课题组临时聘请的人员。社科基金管理办法规定“重大项目”的劳务费比例不得超过资助额度的5%，一般项目为10%。2014年经过一系列的科技管理政策改革后，劳务费的比例允许达到资助额度的30%。

　　根据本文之前的分析，人文社科类课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属于“有闲阶级”的范畴，但当今科研作为一种职业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科研人员的报酬水平是否合理关系到财政资金支持的课题经费是否需要弥补研究人员的人力资本投入。在我国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下，科研人员的工资性收入主要与职称挂钩，而职称的评定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课题及论文。也就是说，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与职称正相关，与科研课题正相关。获得科研课题本身就能够通过学术地位等途径来提升研究人员的效用。

　　如果允许在课题中列支人员费（即通过课题经费获得货币收入），对于研究层次较低的科研人员的边际效用较高，对于高层次的研究人员的边际效用较低。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人文社科类研究人员当属于高层次研究人员。相比通过课题获得收入，本身工作的高薪是更为根本的激励。

　　我国高校教师的工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津贴四个部分构成，其中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有统一的国家标准，而绩效工资和津贴由学校统筹安排。从许多高校的实际情况看校内岗位津贴在个人货币薪酬中的平均比例达到5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70%达到90%，扣除校内津贴和地方补贴在个人货币薪酬中的比例后国家工资所占比例仅为25%左右。即工资性收入在科研人员总收入中的比例较低。王勇明、付鹏、郭坚华（2008年）《高校教师薪酬满意度及影响因素探析》中，采用李克特氏量表五点评分、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等方法对全国40所样本高校的教师薪酬满意度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高校教师对薪酬的满意的总体情况认知程度较低，有近50%的受访者对当前的薪酬水平不太满意。

　　周金城、陈乐一、魏紫（2011）在《高校教师薪酬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对比了20个国家的高校教师月薪。该论文在比较不同国家的月薪时，考虑到各国货币的不同而汇率受供求关系汇率制度的影响，以及各国家生活成本物价指数的差异，采用了英联邦大学协会报告中使用的“购买力评价指数”来比较各国的教师薪酬水平。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高校教师薪酬水平与该国GDP的比值高于发达国家，中国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低于其他国家，是20个国家中最低的，不到各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仅为新加坡的七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土耳其的三分之一，印度的二分之一。中国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也远低于其他知识密集型行业，如计算机服务、金融与科学技术服务业，更远远低于烟草、电力、电信、石化等国有垄断行业。高校教师内部薪酬的差距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社会科学的薪酬高于人文科学，理工科高于文科。在讨论中国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时，该论文讨论的仅包括工资性收入，不包括津贴、补贴、住房补贴、医疗保险等福利。此外，也没有对不同专业领域的薪资水平做出更详细的比较。

　　柯文进、姜金秋（2014年）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薪酬体系特征及启示》论文中，以加州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利斯顿大学为例，研究了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师薪酬构成及水平。

　　论文的研究表明5所一流大学的教师基本工资占薪酬的比例稳定在80%上下，较高的基本工资为教师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这5所大学的薪酬水平都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来确定及调整自身的薪资水平。根据美国劳工部2012年的统计分析，全美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在22个行业中排名第5，达到73770美元的平均水平，是行业平均工资的1.6倍。2013年5所一流大学的教师平均工资为157780美元，远超美国所有行业的最高工资。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年》的调查结果，2011年北京市大学教师的平均工资在19个行业中排名第7，为82945元，是金融行业年工资的一半，比互联网行业低40.7%。姜海珊（2012年）在《香港公立高校教师薪酬制度与激励机制及启示》的研究中，考察了香港5所高校的薪酬及激励机制。香港的公立高校薪酬机制与公务员类按照薪级表来支取薪酬，但比公务员薪酬更具灵活性，学校可以根据教师入职时的学历、经验在薪级起点以上增加工资。香港高校教师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福利和薪酬外福利三个部分。助理教授平均工资大约4—6万港币，副教授为6—8万港币，教授为8—11万港币。高校的教职人员还享受医疗福利、学术假期、住房津贴、公积金、未成年子女教育津贴等福利。2012年香港社会全职劳动力的平均年薪为38112美元，大学数学教师的年薪为70550美元，大学物理教师的年薪为83320美元。

　　四、结论

　　人文社科类课题因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根据凡勃仑、韦伯的分析，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有闲阶级”彰显财富修养的活动，因而仅仅通过允许课题经费列支人员费不会明显促进学术研究活动，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学术精神”等同样不可或缺，共同培育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尤其重要。

　　因科研活动的特殊性，存在突出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应通过监督和激励来改善信息不对称现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通常不是物质资料化的结果，而是研究人员刻苦专研、深入思考的成果，其最主要的消耗是精力与体力。

　　根据已有文献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国家及总体满意程度上对科研人员的薪酬水平的研究表明，我国科研人员薪酬不具竞争力，这也是不少项目负责人将人力资本补偿票据化的原因。科研作为一种职业，其从业人员的薪酬应该与其投入相对应，高薪是稳定研究人员水准的重要保障。

　　课题经费作为专项资金，应该用于研究项目本身。越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因为社会地位学术水平和课题研究获得收入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若允许列支人员费，会损害学术精神和创新土壤的培育，将人文社科的研究功利化、短期化。科研人员成长的环境是多维度的，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对学术的热爱、伦理习俗等同样不可或缺。与其从短期来激励科研人员，不如扎实培育浓厚的学术环境，提升基本工资，保护和优化科研人员成长所依托的社会生态环境。